美国《塔布莱特杂志》网站1月7日刊发题为《美国政权的五个危机》一文，作者为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教授迈克尔·林德。全文摘编如下：

　　在过去8个月里，发生了两次“国会山陷落”事件。这两起令人震惊的事件，象征着美国统治阶级丧失权威，毫不夸张地说，这将缓慢瓦解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权。

　　第一次事件发生在2020年6月8日，西雅图警察从该市国会山区的警察局东分局撤离了。左翼示威者占领了警察局。在长达24天时间里，西雅图政府纵容这些自封“革命者”的人创建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社区，实践“废除警察”的幻想。

　　2021年1月6日，美国精英阶层把另一座国会山拱手让给示威者。在唐纳德·特朗普发表煽动性讲话，声称乔·拜登窃取了他的总统职位后，一群右翼激进分子闯入国会大厦。当时，国会正在认证2020年11月的选举结果。就像西雅图领导人一样，国会领导人也放弃了自己的阵地，落荒而逃。

　　在西雅图国会山和华盛顿国会山发生了同样的一幕：合法权威和强制命令的力量荡然无存。

　　新冠大流行和随后的封锁所造成的经济灾难，无疑影响了解决当前这场美国制度危机的时机。但我认为，美国制度出现问题的真正原因是下列五种危机的共同影响。

　　政治危机

　　政治危机在于权力集中在少数野心勃勃的精英派系和集团手中。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两大政党是由一些较小的、事实上的政党组成的联盟，是州和地方政党组织的联合。政党的多元化基层联盟性质限制了国家层面政治家的自主权，也限制了总统和国会领导人的权力，他们是由政党领导人挑选出来的，必须在共识的基础上治理国家。

　　由于上世纪70年代错误地实施了党内初选——一种适得其反的民主化改革。今天的美国政治家往往是由少数积极参加党内初选投票的各类狂热分子选出来的。全国性政党不再是有效运转的组织，而仅仅是品牌而已。特朗普成功地抓住了机会，另一位独立人士伯尼·桑德斯差一点就成功了。重要的机构正在发生变化，资助人、政治家、顾问、媒体工作者和意识形态拥护者之间组成了千变万化的联盟。

　　在政党随着草根联盟的崛起而分崩离析的同时，美国的政治却国有化了，不再有保守派亚拉巴马州民主党人或自由派康涅狄格州共和党人。每个政党的路线都是由国家领导人和他们的资助人、政治顾问、豢养的记者来决定。

　　这把国家领导人从他们前任所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经验老到的两党政治家们都选择行使膨胀的权力，设法让另一党的存在失去合法性，把对方定义为国家的威胁。

　　身份危机

　　无论是美国的党派领袖，还是他们的好战追随者，都不再受跨党派团结和共同的美国爱国主义的约束。

　　两党精英的宣传在民众中都能找到受众，不再有共同的美国叙事。民权革命之后，美国黑人、拉美裔人、印第安人和亚裔美国人，被从共同的美国历史叙事中抹去，这样的历史叙事不再是后种族隔离社会的国家故事。不幸的是，也没有两党共同信奉的国家故事取代它。

　　知识分子虚构的虚伪民族主义被富有、受过良好教育、野心勃勃的精英们自私地操纵，这些精英们彼此之间的社会共同点远多于他们与其追随者的共同点。一旦主流进步人士接受了有害的左翼言论，开始荒谬地诋毁传统美国白人，把他们称为“移居者”，年轻的白人男性右翼激进分子开始戴牛仔帽、穿鹿皮装予以反击。

　　社会危机

　　那些扎根于真实社区——大家庭、居民区、职业协会、宗教团体——的人，在高高在上的精英阶层为争夺政府控制权所部署的党派军队中，无法成为好战士。他们有必须要做的工作，要去学校接孩子，还要去跑腿办事。

　　社会反常现象的出现与社交媒体（实际上是反社会媒体）相结合，让交战派系可以在短时间内召集远在全国各地的以年轻人为主的好战分子。这种原本以娱乐为目的的快闪族，现在已经被享用豪宅或豪华办公室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领导人当成了街头战争的武器。

　　人口危机

　　二三十岁未婚、无子女的美国年轻人的崛起是一场更大的人口危机的一部分，这些人更有可能被左翼和右翼煽动，加入没有下限的党派战争。

　　从理论上讲，移民可以弥补各个年龄层本土出生（和入籍移民）人口的不足。但围绕大规模移民的政治观点可能具有煽动性，让蛊惑民心的政客崛起。特朗普就是一个例子，他利用了对移民的合理和不合理担忧来煽风点火。如果全国生育率极低，那么移民人口所占比例可能迅速上升，引发本土主义者的强烈反应，同时也会带来势不可挡的同化和经济融合。

　　经济危机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民主党人和自由意志主义保守共和党人一直倡导的美国商业战略是降低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但这不是通过用节省人工的技术替代劳动者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劳动套利——把工作尽可能地外包给其他国家的低收入工人，在肉类加工、建筑和农业劳动等部门使用愿意接受低薪的低技术移民——来实现的。美国企业还通过打击私营部门工会来压低工资，这些私营部门的工会的成员数量比赫伯特·胡佛执政时期还要少，只占私营部门劳动力总数的6%多一点。美国企业的另一个抑制工资策略是，用兼职承包商或零工取代全职雇员，从而降低工资，避免提供福利。

　　美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创造的大多数就业机会是低薪岗位，这种情况不会很快改变。

　　对于如何在已经崩溃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美国，我曾探讨过这个问题。但是，艰难的重建（如果真有的话）将是几代人的工作，这一挑战不是制订一个“十点计划”和做几个PPT就能解决的。但首先，我们必须就美国最近的一系列重大制度崩溃的根源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