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又称中日甲午战争、第一次中日战争、清日战争、清日甲午战争；日称日清战争），是中国晚清年间发生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为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而爆发的一场战争。由于发生年为1894年即清光绪二十年，干支为甲午，中国史称“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历时9个月，分为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日军攻下朝鲜的平壤，在黄海海战中大败北洋水师，之后又攻下中国的旅顺、威海，并于1894年11月22日在旅顺进行大规模屠杀，血洗全城。战后双方于战后签订《马关条约》，规定中方向日方割地赔款，中国清政府因此背负沉重外债，国力日趋衰退，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日本因获得巨额战争赔款，国力军力迅速强盛，并逐渐走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之路。

甲午战争前，朝鲜仍是中国的附庸国。当时的朝鲜仍处于封闭自守的封建王朝控制下，生产力落后，国内政局飘摇。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加强发展在朝鲜的势力，并通过外交手段，力争使朝鲜脱离清政府控制，成为“独立国”。由于没有足够的实力作后盾，外交努力并不太成功。1884年，日本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际，驻朝公使竹添策动亲日的“开化党”政变，12月4日一夜间推翻了保守派政权。次日，国王下诏革新政治，建立了开化党政府。保守派连忙请求清军支援，于是，袁世凯以保护朝鲜政府为名，率兵二千声讨乱党，12月6日攻入王宫。竹添寡不敌众，自焚使馆，连夜潜逃。动乱中开化党首相、大臣及三十多日本人被杀。

日本政府接竹添急报，立即派外务大臣率大批军队入朝，清政府也派了钦差大臣带了陆军和军舰到朝鲜。对峙中日本感到军事准备不足，因此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转而运用外交手段。当时日本不少人主张趁中法战争之机迅速发动对华战争，但以伊藤博文为首的一派人，考虑到日本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不足，主张“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积蓄力量。

1885年春，日本派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到中国谈判朝鲜问题。谈判中伊藤每每以回国相要挟，后来李鸿章大怒道：“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尽管这样，纠缠多日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日本仍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

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总领朝鲜事务，加紧控制朝鲜。而日本则加强经济渗透，并且加紧扩军备战，等待时机。

1880年起，日本全力扩充军力，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截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六万三千名常备兵和二十三万预备兵的陆军，和排水量七万二千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

而在此期间的清政府，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在一系列的军事对抗中，已经不象鸦片战争中那样，洋人几艘炮舰就应付不了，所以不免有些飘飘然。又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意识到西方人并无意吞并国土，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就更加放松了军备意识。虽然说最近几年东邻日本的一些动作，使人隐约感到将来会是个麻烦。
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行动迟缓。1891年以后，慈禧花重金修颐和园，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

开战之初，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下：

其中，日本第一游击队平均航速达19.4节。另据英国海军年鉴统计，当时速射炮的发射速度是原后装炮的六倍，由此计算，日本舰队的火力实际上相当于北洋舰队的三倍。

中国

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配置有主力舰定远号及镇远号，各有12寸巨炮4尊，航速分别为14.5节及15.4节。甲午战争前夕，英国的阿摩士庄（Armstrong）船厂向李鸿章推销世界航速最快，达23节的四千吨巡洋舰。这艘舰最后被日本买下了，也就是后来的吉野号，在甲午一战发挥极大战力。1894年5月下旬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奏称：“北洋各舰及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以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于驶行之际，击穹远之靶，发速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战争前夕，北洋舰队的大沽、威海卫（今山东威海）和旅顺（今属辽宁大连）三大基地建成，英国观察员看完北洋舰队的操演后上书海军部，也认为北洋舰队的战力不容小觑。

但是后期因为李鸿章解雇了当时训练海军的英国人琅威理，引致北洋舰队军纪出现问题，“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1888年原本预订购入300箱炮，后因为军费被挪用去修建颐和园，所以北洋海军只购入了3发炮，“从前拨定北洋经费号称二百万两，近年停解者多，岁仅收五六十万。”“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业已无可驶用。”至于领导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

北洋舰队的12艘军舰配备情况如下：

日本
1882年，日本海军还只是鱼雷艇和二千吨以下的近海铁甲舰为主，无大型铁甲巡洋舰。1885年，日本提出十年的扩军计划，意图超过北洋海军。1886年，法国海军工程师白劳易(Louis-émile Bertin)受雇建造4700吨级大型铁甲巡洋舰“松岛号”和“厳岛号”。

1890年时，中国北洋舰队的总排水量为27000吨，而日本海军的总排水量在17000吨以上。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日圆，再从官员的薪水里取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时，日本海军舰队总排水量为72000吨，并且多有配置速射炮的新式舰艇。相反，北洋舰队自1888年正式成立后，再未添加任何船只。1891年后，又停购枪炮弹药，后来海军军费挪用修了慈禧的颐和园。

战前日本实际动员兵力达240616人，174017人有参战经验，海军拥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排水量72000吨，超越北洋水师。日本对清廷改革后的实力仍有顾忌，对于北洋水师不敢轻敌，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大清帝国平时可征兵425万，战时可达850万人之多，“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

依航行次序，日舰配备情况如下：
第一游击队：

本队第一群阵：

本队第二群阵：

甲午战争始于1894年7月25日的丰岛海战，至8月1日清朝政府对日宣战和日本明治天皇发布宣战诏书，1895年4月17日以签署《马关条约》而告结束。整个战争持续近9个月，依据战场转换及双方作战态势的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1894年7月25日到9月17日。战争分陆战与海战双向进行，陆战主要是在朝鲜半岛上的平壤之战，海战主要是黄海海战。

平壤之战发生于9月15日，是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三十五营共一万七千人，日军也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战力相埒。陆面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大同江南岸战场、玄武门外战场、城西南战场。晨三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少将的指挥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太原镇总兵马玉崑奋勇抗击，日军官兵死伤惨重，无力再战，大岛义昌负伤，只得下令退却，午后二时全部撤离战场。

其二为玄武门外战场。玄武门为日军的主攻方向，因此集中了优势兵力，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又称朔宁支队）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联队（又称元山支队）担任主攻。9月15日，日军分三路总攻平壤，战斗至为激烈，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登玄武门指挥，激战中，左宝贵不幸中炮牺牲，其部下三位营官也先后阵亡，午后二时玄武门遂被日军攻陷。日军企图向城内推进，遭到清军阻击，只得退守玄武门。

其三为城西南战场。晨七时，野津道贯中将亲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进行反击。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驻地。此时对清军来说，战事尚有可为，但清军总指挥叶志超，于午后四时树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六天里，清军狂奔五百里，于21日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

同时，农历八月十八（阳历9月17日）日海军联合舰队进入黄海鸭绿江出海口西“大东沟”合击北洋水师舰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大规模现代钢铁军舰海战，至今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售出军舰给中日双方的英国及当时各军事大国极为关注此场海战。北洋舰队参加战斗的军舰为10艘，日本海军投入战斗的军舰则有12艘。海战在中午时分开始，双方在11时15分和11时30分发现敌方。由于清舰是从朝鲜运兵回来，所以舰队以一字形排开，日舰则是寻战而来，所以舰队成尖峰形。12时清军下令变阵，排成尖峰形。13时开始炮击，可是时间不足，舰队中央凹陷。面对清军铁甲舰攻势，日舰被迫后退。此时日舰包抄清军右侧，由于日舰较快加上指挥不当，右侧舰队被歼灭；丁汝昌之座舰也被炮击，炮震力导致正在持双筒望远镜观看海面战局的丁汝昌从二楼炸飞摔落甲板，左手臂骨摔断重伤（战后左手臂打石膏直到次年2月右手拔枪自裁）。致远号舰长接手指标，下令全部舰只集中重炮攻击日舰队司令舰吉野号，14时吉野号即中弹甚至是舰长室中弹，但因为炮弹火药不足没有爆炸（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回忆）没有沉没，日舰后退，伊东中将司令且即更换座舰（当松岛号由友舰拉回日本时，全舰千疮百孔却未沉没，日军频呼：“不可思议！”）。16时清军左侧舰艇中弹，背靠荒岛一边灭火另一边攻日舰。灭火成功，日舰在没有优势下撤退。另一方面日舰所有火炮皆无法击穿致远号等清军铁甲舰，清左侧舰队回救运送重炮弹予两舰，因此反而日舰多被重炮所伤。日舰携弹不足重部撤退脱逃战场。清军追击，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下令向敌先锋舰吉野猛冲，以求同归于尽，不幸中敌鱼雷，200余人牺牲。17时30分日舰远去，清军下令停止追击；此大东沟海战清军伤亡600余人，“致远号”管带、留学英国邓世昌与一条宠物狗与舰同沉忠烈殉国；日军伤亡亦达300余人。

日军攻克平壤清军激战5小时后，北洋舰队损失巡洋舰5艘，受伤4艘，但成功完成护航运载清刘铭传淮军12营陆军登陆鸭绿江岸。日舰仅伤5艘，但日舰队先行撤离战场。清末政治家、诗人黄遵宪在其诗作《东沟行》中，这样描述大东沟之役：“……，地炉煮海海波涌，海鸟绝飞伏蛟恐，人声鼓声噤不动。漫漫昏黑飞劫灰，两军各挟攻船雷，模糊不变莫敢来。”

平壤、黄海战后，日本方面广造舆论，大肆渲染胜利，更加刺激了其扩大战争的野心。而在清朝方面，身负军事指挥重任的李鸿章则夸大失败，以进一步推行其消极避战方针，同时慈禧太后的主和也渐趋明朗化。[1]

第二阶段

从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辽东半岛进行，有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

鸭绿江防之战开始于10月24日，是清军抗击日军入侵中国国土的首次保卫战。当时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八十二营，约两万八千人。清政府任命宋庆为诸军总统，节制各军。日军进攻部队是山县有朋大将统率的第一军，包括桂太郎中将的第三师团和野津道贯中将的第五师团，共三万人。双方兵力不相上下。但是，宋庆虽负节制诸军之名，各军实则不服调度，而且士气不振，将领多无抗敌决心。是日午前十一时，日军先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过江成功。当夜，日军又在虎山附近的鸭绿江中流架起浮桥，清军竟未觉察。25日晨六时，日军越过浮桥，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率部奋勇还击，因势单力孤，伤亡重大，被迫撤出阵地。日军遂占领虎山。其他清军各部闻虎山失陷，不战而逃。26日，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今丹东）。在不到三天内，清朝重兵近三万驻守的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

金旅之战也开始于10月24日，至11月22日旅顺口陷落，这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的关键一战。日本第一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的同一天，大山岩大将指挥的第二军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上的花园口登陆。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十二天，清军竟坐视不问。11月6日，日军进占金州（今辽宁金县）。7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发现清军早已溃散，不战而得大连湾。日军在大连湾休整十天后，开始向旅顺进逼。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有“隐帅”之称，共辖三十三营，约一万三千人。18日，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徐邦道指挥拱卫军奋勇抗御，将日军击退。是日，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19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22日占领旅顺口并血洗全城。“海水一泓烟九点，壮哉此地实天险！炮台屹立如虎阚，红衣大将威望俨。下有洼池列钜舰，晴天雷轰夜电闪。最高峰头纵远览，龙旗百丈迎风飐。长城万里此为堑，鲸鹏相摩图一啖。昂头侧睨何眈眈，伸手欲攫终不敢。谓海可填山易撼，万鬼聚谋无此胆。一朝瓦解成劫灰，闻道敌军蹈背来。”黄遵宪在《哀旅顺》一诗中，描写了旅顺一战的场面，表达了旅顺陷落的悲哀。

随着清军节节败退，在清廷内部，主和派已占上风，大肆进行投降活动。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威海卫港内，战局更加急转直下。

第三阶段

从1894年11月22日到1895年4月17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进行，有威海卫之战和辽东之战。

威海卫之战是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防御战，也是北洋舰队对日的最后一战。其时，威海卫港内尚有北洋海军各种舰艇二十六艘。1895年1月20日，大山岩大将指挥的日本第二军，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的第二师团和黑木为桢中将的第六师团，共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23日全部登陆完毕。30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帮炮台。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六营三千人。营官周家恩守卫摩天岭阵地，英勇抵御，壮烈牺牲。日军也死伤累累，其左翼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中弹毙命。由于双方兵力众寡悬殊，南帮炮台终被日军攻占。2月3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威海陆地悉被日军占据，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连日来，日军水陆两路配合，先后向刘公岛和威海港内北洋舰队发动八次进攻，均被击退。在此期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曾致书丁汝昌劝降，遭丁汝昌拒绝。5日凌晨，旗舰定远中雷搁浅，仍做“水炮台”使用，继续搏战。10日，定远弹药告罄，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以免资敌，并毅然自杀与舰共亡。11日，丁汝昌在洋员和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主降将领的胁迫下，拒降自杀。洋员和牛昶昞等又推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杨用霖拒不从命，自杀殉国。12日，由美籍洋员浩威起草投降书，伪托丁汝昌的名义，派广丙管带程壁光送至日本旗舰。14日牛昶昞与伊东佑亨签订《刘公岛降约》，规定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及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辽东之战持续的时间很长。自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连占凤凰城、岫岩、海城等地。清政府调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授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并任命湖南巡抚吴大澄和宋庆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从1895年1月17日，清军先后四次发动收复海城之战，皆遭挫败。2月28日，日军从海城分路进犯，3月4日攻占牛庄，7日不战而取营口，9日又攻陷田庄台。仅十天时间，清朝百余营六万多大军便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

《马关条约》的签订

随着战争的失利，清政府进一步加紧了乞降活动。2月11日，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傅文及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另约》三款，《议订专条》三款，以及《停战展期专条》两款。

条约的主要内容为：①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实则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③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④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地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在以上各口岸驻扎，日本轮船得驶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装货；⑤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其产品免征一切杂税，享有在内地设栈存货的便利；⑥日本军队暂行占领威海卫，由中国政府每年付占领费库平银五十万两，在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不撤退占领军；⑦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将战俘尽数交还，中国政府不得处分战俘中的降敌分子，立即释放在押的为日本军队效劳的间谍分子，并一概赦免在战争中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分子，免予追究。

《马关条约》的影响

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从此走向更深重的灾难。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全国3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国家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外国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台湾被日本割占，使数百万同胞，饱受欺凌50多年。“城头逢逢雷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台湾行》一诗表达了诗人黄遵宪，对台湾被割占的强烈愤慨和悲痛之情。

日本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战后，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其在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总之，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

一、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

二、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

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显然对外国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那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

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还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美国则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倒向日本的。美国在支持日本侵华的路上远比其他国家走得远，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

欧美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经常会有一些矛盾，但在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他们十分清楚，日本战胜中国他们都可以分一杯羹，战后的情况正是这样，列强利用“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门户开放”的强盗条约都得到了很多好处。

三、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

在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事实上，甲午战争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主要战役来看，都不是败在军事力量对比和武器装备优劣上。黄海海战中，单纯从军力上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北洋舰队被击沉5艘军舰，受到重创；而日本舰队未失一舰，只有几舰受伤。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给本国政府汇报时说：“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的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远不及日本。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着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事实证明这个英国人确有见地。军队战斗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但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于武器装备，还有军队的指挥、管理、训练、精神状态，战略和战术等。

四、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清政府避战求和，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突出表现在忽视和放弃制海权的战略失误，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侵华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相反，清政府和李鸿章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却很模糊，对战争中海军应该发挥何种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没有清晰的思路。朝鲜开战后，日本海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主力寻找中国舰队决战，而中国海军却尽量避免与敌军在海上相遇，没有进行决战的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一方主动，一方被动；一方有备，一方无备；一方伺机决战，一方消极避战。一旦海上遭遇，后果可想而知。

五、战争失败的政治原因

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深层次的是政治原因。当时统治中国并主持战争的清朝政府极端腐朽没落，不可能领导一场反侵略战争取得胜利。清朝末年，中国四分五裂，如同一盘散沙。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明争暗斗不停。军队和军事工业分属几个洋务集团，带有封建割据性。中央政府控制力减弱，地方和军队便自成体系，各行其是。加之列强进行渗透，在中国培植代理人，派系更为复杂。平时争权夺利，战时互不配合。慈禧太后大兴土木修建颐和园，为自己贺寿。一方面穷奢极欲地挥霍，一方面国防经费极端拮据。

六、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

政治腐败必然影响军队建设。甲午战争中海陆几十次战役，中国军队屡战屡败，溃不成军，军队综合素质低下是直接原因。当时全国的军队，北洋最优，北洋里海军又较陆军为优。但就是北洋海军，也严重存在着军纪涣散、操练废弛、贪污腐化、精神萎糜等问题。近代战争，要求将领和士兵熟知军事技术，必须进行严格的训练，才能成为能征惯战之师。但北洋海军后期军事训练形同虚设，有时为了应付上级视察弄虚作假。除了军事技术之外，在部队中还应该进行爱国主义、民族观念和英雄主义的教育，培养视死如归，敢于胜利的精神状态，但这正是北洋舰队所缺乏的。李鸿章创建北洋海军，注重武器装备，开设新式学校，甚至把一些将领送到国外深造，这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李鸿章对整体训练却放任自流，对军队的思想教育更是漠不关心。

七、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的软弱、消极，急于求和投降的态度不是封建统治的腐朽性所能完全解释的。还有其更深层次的特定原因，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封建政权和统治集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买办化了。封建性加买办化决定了对待资本主义侵略的妥协性。封建政权买办化源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半殖民地化。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除了封建性之外，无一不具买办性的特点。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外国资本；技术上雇洋人、购洋器、用洋法；业务上是外国企业的附属；创办者大部分是官僚、买办。经济上的买办化决定了政治上的买办化。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清朝统治者担负起领导反侵略战争的重任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买办性比封建性就反侵略而言更加反动。封建政权从维护统治出发，还可能全力投入反侵略战争，但买办化的封建政权与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大程度上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代理人，他们既有矛盾的一面，更有相容的一面。列强既要侵略和掠夺中国，同时又竭力维护清朝的统治不使其垮台，其原因就在于此。

甲午战争对日本的影响

甲午战争中，日本获胜，中国战败。日本经此一战，提高了国际地位，当上了亚洲王，并摘掉了西方列强入侵日本时套在日本脖子上的不平等条约枷锁，获得了立国的独立自主权，还挤身了帝国主义俱乐部，成为帝国主义俱乐部中平等的一员。从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内，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亿6890万日元，但在这三年中，日本却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亿3150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亿6488万元，超过了日本三年的财政总收入，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拨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亿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

依靠从中国获得的巨额赔款，日本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各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速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

由于这笔巨款是靠日本军队在中国拼杀中得来，日本政府将其中的一半交给它，用于扩充陆海军，从1896-1905年，日本共进行了三期陆海军扩充，即所谓“军务扩张10年计划”，在其扩军过程中，来自中国的钱占其总额的62.6%，而且由于中国向日本支付的这笔赔款是依靠向英、法、俄、德等国贷款获取英磅所实现的。因此，中国向日本实际支付的不是白银，而是相当于银价的英磅，这就为日本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外汇，使其能径直从西方国家进口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购买现代化大型军舰和先进的野战重炮，从而使它的军备扩张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跃上了新台阶。

甲午战争是日本近代明治维新，资本主义民族革命成功后第一次对外发动的大规模战争，并取得了全胜，向来被世界人嘲笑的封建落后，视为蔓尔的东洋小国日本打败中华帝国，震惊了世界，世人是从甲午战争后才对日本、日本人刮目相看，它对日本人近现代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它振奋了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增强了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荣誉感、使命感，使日本人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使日本民族举国一致，空前团结，因此，它是对全体日本人的一次普遍的民族主义的精神心理教育，从而使日本人开阔了民族胸怀，在全日本实现了民族主义思想革命。日本人从尊王攘夷的战略角度看待日本历史，日本各行各业的发展规律及世界走势，从而能有效合理、科学的把握，取得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战略成功；在尊王攘夷战略思想指导下，日本人又以尊土攘夷作为战术组织方法进行科学有效的组织协作，从而有效地推动了日本各行各业进步，日本各行各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日本在近代又取得了资本主义组织协作管理的战术成功，这就解开了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繁荣，必然资本主义民族革命成功，必然有资本主义史之谜。

从甲午战争后，日本才真正步入资本主义良性循环的快车道，上了新台阶，资本主义的各行各业方兴未艾，蓬勃发展，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打赢日俄战争奠定了全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基础，并确立了日本发展模式：甲午战争后日本社会的尊王攘夷思想信仰意识形态已完全成熟，并不断发展，极度膨胀，终于发展成为极端的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使日本人产生征服世界的野心，并以甲午战争的成功为模式，逐步走上一条穷兵黩武，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于1904年打赢日俄战争并吞并朝鲜，1931年发动“九一八”吞并东北，1937年7月7日全面侵华，打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于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战后中国国贫民弱，生产落后，各行各业的资本主义改革是失败的，社会腐朽，经济水平低下，每年财政收入不足九千万两，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在《马关条约》的三年期限内赔款全部两亿两白银的，为此，只好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而列强向中国借款即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赔款的最后期限，清政府又要借款，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伊藤博文立即拒绝，清政府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进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取得了贷款权。至此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不少于7亿两。

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夺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海关收入，使中国丧失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高利贷下苦苦挣扎了三四十年，被高利货吸干了血汗，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民穷财尽，丧失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宝贵的资本金，以致中国没有雄厚的资本金向西方学习，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中国经济生产仍是落后，低技术的小作坊式家庭生产方式，只能生产低技术、低质量，质次价高的粗糙落后产品，不抵洋货的冲击，中国中小企业纷纷破产。中国社会长期腐朽落后，国贫民弱，动荡不安，军阀混战，中华民族资本主义改革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中华民族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富国强兵之路。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遭受空前的劫掠，国势进一步衰落，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自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才被世人饥笑为“东亚病夫”，从此以后，国家主权逐步丧失，国土被帝国主义列强争相吞噬；在经济上列强拼命掠夺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极力向中国倾销各种商品，并以政治代款、设立银行、开办工厂、开采矿产、修筑铁路等方式对中国进行资本入侵；在文化上，主要利用宗教为思想侵略手段，毒害中国人的思想，刺探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

特别严重的是，甲午战争后，列强以武力威胁、政治利诱等手段开始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紧在华争夺势力范围、强租军港、构筑炮台、修建军事基地，控制了南起广州湾，北至旅大的多个重要港口，从而形成了一个中国门户洞开、藩篱尽失，京师腹地处于列强炮口之下的不利局面，中国主权进一步丧失。

中方评“甲午战争”

中方认为，甲午战争是日本发动的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深重的民族灾难。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日军在旅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并在战后以赔款、割地的形式，掠夺、搜刮中国政府和人民。中国（清朝）在这次战争中损失之惨重超过了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外祸之总和；甲午战争开启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在这以后中国更为全方位地被迫开放，并且相继受到大规模的军事侵略，是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期。清王朝衰朽不堪、积贫积弱现象彻底暴露，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也正是这场战争，促成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民族觉醒。

日方评“日清战争”

在日本众多关于“日清战争”的报道中，对日本人思想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日清战争实记》。《日清战争实记》是由日本的从军记者编写的。于1894年8月30日首刊，一直到 1895年1月7日，以连载的形式共发行50号。该书以文字、刊头画、图片和照片等形式向读者提供了大量新闻。它通过众多的图片与文字，极力宣扬日本所发动的战争是“圣战”，是“正义之战”，美化日军，将日本侵略军称为“仁义之师”；同时成清军为“匪徒”。向日本命中宣扬“皇军”的“军威”及“忠君爱国”的思想，使民众支持日本战争。

李鸿章

李鸿章（1823.2.15-1901.11.7），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洋务，晚年外交，其一生荣显得益于平定发捻，提倡洋务。然而一生荣辱却系于甲午一役。甲午一战不仅使中国见侮于他国，亦使李鸿章丧失一身显贵。

丁汝昌

丁汝昌（1836.11.18－1895.2.12），后世关于甲午战争的论著，几乎都对丁汝昌有或多或少的评论，可谓众说纷纭，褒贬互见。

丁汝昌并不是海军统帅的合适人选，而且他统领海军时已经43岁，这个年龄对于没有受过专业和专业基础培训的人来说，要在实践中精通近代海军这个技术性很高的专业军种显然是极为困难的。另一方面，丁汝昌为人随和，不拘形迹，故与部下的关系较为融洽；但这种性格与其专业素质缺陷相结合，又使他难以在受过专业培训特别是留过洋的部下面前树立应有的权威。丁汝昌是安徽人，而北洋海军军官绝大多数为福建人，战前曾有撤换北洋海军提督的密议，虽未立即付诸行动，却预示着丁汝昌将是战争中朝野共同“高度关注”的对象。

甲午战争爆发，光绪帝下令要寻战，李鸿章却要“弃战保船”保留淮军的资本，使丁汝昌两难。政府官员不断攻击丁汝昌、李鸿章消极避战。9月丁汝昌奉命率北洋水师主力护送陆军增援朝鲜驻军，18日返航时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日本舰队，双方发生黄海海战。海战中，丁汝昌在旗舰“定远”舰飞桥上指挥，被炮火所伤，事先却没有指定后何舰继任，使得北洋水师各自为政。经过5个小时鏖战，北洋水师大败，5艘巡洋舰被击沉，其余军舰受伤，而日本联合舰队只有5艘军舰受伤。

其后丁汝昌衔李鸿章之命镇守威海卫。他对陆军的战力表示担心，建议做好炸毁陆路海岸炮台的准备，结果成了“通敌误国”的罪证，清廷下令将其交刑部治罪。在刘步蟾等将领的通电请愿，李鸿章的极力申辩下，清廷命令，待丁汝昌手头事务结束后，解送刑部。

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山东半岛荣成登陆，丁汝昌拒绝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劝降，随后，日军从陆路攻克威海陆上炮台，海陆合围北洋水师。炸毁旗舰“定远”，2月11日在威海英国海军顾问鼓动投降献舰，部份水师叛军持械要胁，丁汝昌服鸦片自杀（一说举枪自杀），终年59岁。北洋水师余部投降，全军覆没。光绪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直至宣统二年（1910年），经载洵及萨镇冰等人力争，清廷为丁汝昌平反昭雪。民国元年（1912年），灵柩始归葬于安徽无为县西乡小鸡山梅花地。

邓世昌

邓世昌（1849年—1894年），原名永昌，字正卿，祖籍广东番禺，中国近代著名海军将领，被称为民族英雄。

致远号在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中，因“致远”舰受伤，弹药用尽，难以继续战斗，邓世昌语曰：“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舰，则我军可以集事。”便意图撞沉日舰旗舰“吉野”，但“致远”舰因为日舰攻击引起鱼雷爆炸而沉没，邓世昌决心与战舰同存亡，从而在落水后拒绝救援，与爱犬“太阳”一同壮烈殉国。清廷谥以“壮节”，按提督例从优议恤并，追赠太子少保衔，入祀京师昭忠祠。

199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以“世昌”号命名一艘远洋综合训练舰。

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1841年10月16日—1909年10月26日）日本近代政治家，内阁总理大臣（首相），明治维新元老。

甲午战争爆发后，伊藤博文受到列席大本营会议的恩宠。在整个中日甲午战争的过程中，所有日本明治政府和大本营作出的重大决策，他无一不参与，并且出谋划策，亲自作出重大决议，对于整个战争起了决定性作用。

伊藤博文不仅是一个狂热的侵略分子，而且同时也是一个谎言家。在中日开战、旅顺屠杀等问题上竭尽颠倒黑白、贼喊捉贼之能事，利用各种手段欺骗世界舆论，粉饰日本的侵略战争。

伊藤博文不仅是在幕后制订重大战略方针的决策者，而且曾两次充任日本政府的和谈代表，通过谈判取得战场上得不到的侵略权益。1895年4月17日，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和中国和谈代表李鸿章签订了《马关条约》，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伊藤博文要求一个月交割，李鸿章认为“一月之限过促”，要求展限两月，并云“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博文回答道“尚未下咽，饥甚”，一句话，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凶残贪婪的本性。

战后，因为在甲午战争中侵华有功，伊藤博文晋升侯爵。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组成第三次伊藤内阁。三十三年组成“立宪政友会”，自任总裁。同年十月，组成第四次伊藤内阁。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再度出任枢密院议长。日俄战争后，日本彻底霸占了朝鲜，伊藤博文被任命为第一任统监，于1907年迫使朝鲜政府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朝鲜完全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

明治四十三年（1909年），伊藤博文第三次出任枢密院议长。同年十月，为解决日俄争端，到中国东北与俄国财政大臣谈判，10月26日在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击毙。

战时英国

甲午战争前，英国早就成为远东势力最大的殖民主义者了。英国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就是致力于维护并扩大在这一地区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它不希望在同一地区出现新的竞争对手，这是十分自然的。长期以来，在探讨英国对中日冲突方针问题时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见解：一种观点认为，英国在甲午战争时期完全支持日本，鼓励日本发动战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英国对日本缺乏好感，一直带头帮助中国。

应该说，英国对日本有支持，也有抑制。至于何时支持，何时抑制，则完全取决于英国利益的标准。例如，英国在战争爆发前夕提议以仁川港为中立区，即会妨碍日本军队的登陆活动。不久，英国提出中日在朝鲜划区占领的建议，是要划出一条包括汉城和仁川在内的中间地带，中日两国军队分别驻扎朝鲜北部和南部，相互隔离开来，不仅使俄国无法乘虚而入并从中渔利，而且也堵塞了日本的军事挑衅之路。这当然是不利于日本实施其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的。稍后，英国又照会日本：“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附近为战争的运动。”当日本政府承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受影响时，英国不但放弃干预，还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本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

在整个甲午战争时期，英国曾先后三次调整其对中日冲突的方针。每一次调整，也就是其远东政策向日本的一次倾斜。虽然在此期间，英国政府对日本时而支持，时而抑制，但总的说来，支持日本的意识是在不断地强化，并终于成为英国远东政策的主导思想。通过英国政府对中日冲突方针的几次调整，便可以明显地看出其远东政策重心移动的轨迹。

战时美国

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寄希望于美国调停。美国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然而，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却说：“战争是中国坚持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引起的，过在中国。”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说：“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干涉带来和平，那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和世界融洽共处，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田贝还写信给李鸿章：“彻底放弃求得干涉的念头，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这里的面向日本，不是指赢得战争，而是求和投降。

战争期间，美国曾向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美国把日本作为它在远东的小伙计，而日本以美国作为后台老板。列宁在甲午战曾分析的：“日本有可能掠夺东方的亚细亚国家，但是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财政及军事力量。”

战时俄国

在俄国政府内部，对于中日冲突采取什么方针的问题，在很长时间内意见并不一致。其驻外使节，驻华公使喀西尼主张对日本进行干涉；驻朝临时代理公使韦贝是个两面派人物，暗地唆使日本对中国开战；驻日公使希特罗渥则对日本非常轻信，往往成了日本政府的传声筒。其前任外交大臣吉尔斯，先是主张干涉，后又采取观望政策；继任外交大臣罗拔诺夫甚至一度想讨好日本，建议实行亲日的方针。至于其他政府文武重臣，或主张宜与日本和解，或主张采取强硬手段，甚至不怕由此而引起战争，意见亦极为纷纭。直到《马关条约》签订的几天前，俄国政府特别会议才统一了思想，就要求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问题做出了决定。大致说来，在整个甲午战争时期，俄国政府的对中日冲突方针曾有过两次大的变化，即从干涉到不干涉，又从不干涉到干涉。经过了差不多将近一年的观望时间，才最后正式确定了对日干涉的政策。

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请求俄国干涉，因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北，与日本有利益冲突。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担任中国税务司长的英人赫德这样评价：“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个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